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说老师"功德名位，冠绝官僚"，曾国藩可谓有清一代汉臣出将入相、加官进爵之第一人，无出其右者。于地方得封疆大权，如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于中枢得武英殿大学士相位；于爵号得封一等侯，乃清初承平以来汉人最高爵位，并得世袭罔替；于谥号得"文正"，只有第一流的名臣才能得到这个最显要的谥号，而且是由皇帝亲自封谥。朝廷对曾公每奏必准、每荐必用，只有他多次请求告老还乡的奏折不许，有清一代，实属罕见，实因公功高盖世，才智无两，却又无私心故。

批评曾国藩的人，经常说到他弟弟、拔取江宁的主将"九爷"曾国荃血洗江宁、尽纳财宝，并举火烧城以为遮掩之事。我倒觉得，这恰恰反映了曾国藩不以法度废人情的儒者风范。从1854年完训开拔到1864年克复江宁，湖湘牺牲了多少子弟健儿？半壁江山残破、盗贼悍匪盘踞、大清王朝危在旦夕的时刻，是湘勇挽救了局面，以勇敢和牺牲开启了同光中兴，可谓功莫大焉。而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就在安徽战死，作长兄的心情可想而知。所以，纵国荃收取财货，对于跟自己出生入死十年的子弟，也算一个并不过分的补偿。至于杀伐过重，亦是无奈，当时中国北方有捻匪，西北有回乱，不以斩尽杀绝的方式解决江宁，威不能立，又恐贼复起也。

曾国藩之所以得清廷如此感激、器重和信任，终其身未失分毫圣眷，我觉得决定性的一件事，是他在克复江宁以后立即奏请朝廷遣散湘军。自1851太平乱起，其锋锐甚健，势不可挡，清兵屡战屡败，将官无能，绿营腐烂，最终倚赖曾胡李左之练勇平定东南悍匪。湘军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脉门 -- 长江中下游，其战力数倍于绿营正规军，而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作为满清最后的像样的满蒙军事力量，已陷于平捻，被拖得疲惫不堪，实际上，裁撤湘军不久，僧王就战死，它的骑兵也覆没。此时中国是满洲王朝，以人口极少数的少数民族君临华夏，入关得国太易、杀伐过重（赵烈文语），他们有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和恐惧心！如此情况下，江宁之际，帝后可安枕乎？不可也！这就是为什么，朝廷都没有稍微客气一下，就准了曾文正裁军的奏议，而我相信，皇帝皇太后看到奏折的那一刻，长舒一口气之余，内心泛起的对曾国藩的无比崇敬：我们心小，怕你拥兵自重，而你攻下江宁后第一件事竟然就是解散湘军，自古以来有这样的忠臣吗？

说到满清，其实是相当了不起的。过去历朝历代都没有清朝这么多的人口。明末人口多少，专家从六千万到两亿，有不同说法，清末则是"四万万同胞"。耕地比明朝多不了多少，而人口却又爆炸，致使乾隆以后内乱频繁，民变此起彼伏，如川楚白莲教、云南杜文秀；满清版图倍于明朝，除了汉地还统治蒙古诸部、新疆、西藏，而这些蛮夷边地都起过大小叛乱，准噶尔，大小金川，大小和卓，张格尔等，维持国家的压力比明朝大；而1840年以来西洋列强叩关而入，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压力，更是带来两千年以来未有之困窘局面。如是，经历内忧外患，却能在晚清之际有"同光中兴"这样的回光返照，能有一批能臣勇将，不能不说治国有方！而治国有方之根本又在皇帝之贤能，能审时度势、任用贤能。比较一下咸丰/西太后跟崇祯可知也。窃以为这当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以少数民族治国，战兢惶悚，夙夜匪懈。从国初就订立了勒励皇帝勤政的祖制国策。清朝的皇帝没有一个昏君，没有懒于朝政的。甚至为了怕皇帝耽溺酒色，还有除皇后外妃嫔不得留宿的严格规定。二是择贤继大统，而未实行汉人的长子继承制，保证皇帝最优秀的儿子成为继承人。

危难关头，清廷能上下一心，共体时艰，朝廷放心信用湘淮，湘淮披肝沥胆报效朝廷，终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可以说，在内有颠覆中华传统文化的太平天国，外有拥有坚船利炮和优势文化的西方列强的情况下，满汉精英的利益共同体更加坚固，乃至到了轩轾不分的程度。比如当时朝廷也称通洋人的一些广东叛民为"汉奸"，有趣的是，老舍写的《茶馆》也有"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的说法儿。既是旗人，何来汉奸？可见清廷已然视己若汉！且看曾国藩早年进京中试，得穆彰阿赏识提拔；在翰林院时，与倭仁因理学而相投；组建湘军时，爱塔齐布之才而从绿营把他借来；与朝中恭亲王、文祥等满洲勋贵在外交和洋务运动上的一致。这些都在曾国藩身上体现了当时旗汉一体的情况，可见当时的满洲贵族既有才智胆识，也有相当的自信，自非西太后以后之醇庆之伦可比也。

说到洋务，世人皆知其执行者李鸿章、张之洞，以及推动者恭亲王，而不知始肇于曾国藩，故《曾国藩传》中说："（曾左李）三人兴办洋务的先后次序应该是曾国藩始发，李鸿章继起，左宗棠仿效"。曾国藩出身农家，本不谙洋务，乃至出于中国农民的保守心态有本能的抵触。但作为一个喜欢格物致知、又为国富民强上心的人，慢慢地通过在军务、官务的接触对洋人的军工产品产生了好感和信任。他在对太平军战事中，在安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军工企业 -- 安庆内军械所（后合并入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完全使用中国人作为工程师和工人，除了造军火外，甚至早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只是性能差些）。曾国藩并结识了历史上第一个留美学人、爱国实业家容闳，一开始就给予其极大信任，拨巨款请他赴美采购机器。容闳不负众望买回先进机器，在曾国藩、李鸿章督导下在上海建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生产军火和轮船。不仅如此，身为美国耶鲁毕业生的容闳还以其国际视野、拳拳爱国心跟曾国藩分享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进步的见解和建议，比如重视现代理工教育、选送学童赴美等，得到曾国藩的嘉许和采纳。我们知道曾国藩是打仗的，其幕府群星荟萃，有一帮出色的参谋幕僚；其实，不止如此，那里还汇聚了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最早的几名科学家、工程师。由此可见曾文正的远见卓识和用人之德。

跟大多数中国人不同，曾国藩能够将毁誉置之度外，只求为朝廷把事办好。处理天津教案，明知丧权辱国，必遭朝野叱骂，仍抱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去硬着头皮办理。以其一人担当息洋人之怒的责任。盖中国无论象牙塔还是民间，勇于办事的人少，说风凉话的人多，诟啐谣诼，众口铄金，尤其对有成就而树大招风之能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不止，又屡败于洋人，天津教案之处理若随了汹汹滔天之民意，战端再开，恐我中华成齑粉矣，那时那些牙长之人，几人可慨然死战洋人于疆场？谅其逃逸犹恐不及也！此言到今天，仍有意义，今之知识分子，张口则怨天尤人、讽谤时政，办事则瑟缩逡巡，慵懒疏阔，是空谈讥讽之辈，能成大事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