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只跟配谈的人谈政治
我以前跟一帮知识分子谈政治，以为他们能根据事实和逻辑做出中立客观冷静理性的分析，多年下来，我终于发现他们大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需要一个政治信仰，以及一个敌对信仰，任何对自己信奉的主义的批评引起的反应都是"捍卫"并且"反击"。他们丧失了质疑自己信仰的能力，也没有客观看待对方信仰的可能。他们早已背叛了事实和逻辑，事实上因为他们成长时代的限制，他们的知识也比较贫乏，谈政治不比出租车司机高明多少，只会口号和漫骂，把对方批得一无是处，把自己说成完美无缺，也就是文革时候的两派一样。以前以为毛左是这样，后来明白老右也不过如此，我被他们误导和欺骗了哈哈。
这种对斗争信仰的心理依赖、对文革逻辑的执着、看问题的简单粗暴，偏激极端，我们70年前后生人已经开始减少了，到75后，就几乎绝迹了。为什么？就是离文革越来越远了呗！我小时候都不知道林彪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
我抱歉地跟老右们说（因为身边没有极左），作为一名学者、佛教徒、工程师，我不认同反智主义。我欣赏中立、客观、冷静、理性，我欣赏真知、灼见。我厌恶偏执、极端、空谈、无知。所以，我已经将谈政治，缩小到跟个别几个人，几个有意愿去真正讨论问题和有真知灼见的人。
常识是如此赤裸裸：你身边有一个人是绝对好的吗？有一个人是绝对坏的吗？没有绝对的好人跟坏人。那么当人结成人群，当人设计了制度，也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集团、党派、制度。这是一个。二一个，集权跟皿煮作为两种方式，在所有国家ZF的具体运行中都存在，也就是说：砖制国家也有皿煮协商决策；皿煮国家也有集权办事。这是一个光谱，没有绝对黑白。而且不是越往某个极端走就越"好"，而是看具体实行的效果。砖制跟皿煮的好处和弊端，各自都有，就连这次闹病毒，其利弊都各有充分体现。把某个制度以僵硬定义限制，要么捧上天，要么踩下地，还要加上煽情，歌颂自己想象的那个完美制度，咒骂自己想象的那个一无是处的制度；皿煮国家有好事则必是因为制度好，砖制国家的坏事也是坏在制度，而皿煮国家的坏事就跟皿煮无关，砖制国家的好事也跟制度无缘。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侮辱我的智商。这样的反智言论如果是对着我说的，我以其为人格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