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2018年）昨儿个是耶诞节，今儿个是毛诞节。我这儿有个把两个节日穿一块儿的题目：在中国，热衷过洋节的，正是今人说的中产阶级、毛泽东说的小资产阶级。那么过洋节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国内过洋节的主力是他们？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体系中，雇工多少是定义阶级的重要指标，因为这关乎他们所谓的"剥削"。小资产阶级，于是，跟资产阶级是不同的，在于他的雇工人数少（好像按照我党定义是五人以下），同时他们又显然不是穷人，不是"无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就涵盖了小业主（小企业主、小作坊主、小店主）、自耕农（中农）以及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工程师、机师、教师，等等）。毛泽东还把学生也划为小资产阶级，大概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生产行为，但已然是潜在的小业主、知识分子跟专业技术人员乃至资产阶级，只是还没有出道而已。

法文的"布尔乔亚"本来指的是中产阶级，或者叫有产阶级，包括了所有不算是穷人的人，但马列的体系里头没有中产这个概念，所以把"布尔乔亚"用来特指资产阶级（至于是否包括小资产阶级，我不太清楚，得请教马列专家）。

今日国内所谓中产阶级，其包括的范围，跟毛泽东定义的小资产阶级重合。

大家都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小资产阶级不大瞧得起，经常批判其"软弱性"、动摇性、庸俗的文化，等等。如果说眼里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邪恶的，但至少是配得上的对手，而小资则都不配做党革命的对象。其实上述这些特性正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实际情况造成的。说白了，有钱，但也不是特有钱，既不是"失去的只有锁链"，也不是"拔根儿毛都压死你"，它不软弱，不动摇，成吗？他们不可能跟无产阶级一样，也不可能跟资产阶级一样。

那么，说到小资在文化上的庸俗，该如何理解其必然性呢？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热衷于划分社会等级、尤其是世俗攀比意义上的阶级的，恐怕主要是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这是因为权力和财富的精英已经用不着通过划分阶层来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了，反之，他们还为了自己的形象以及避免仇恨而回避这个问题。而社会底层没钱没文化的人也不热衷于谈论这种让自己显得垫底儿的等级制度。只有不上不下中不溜儿的，出于某种对精英权贵阶层的自卑心理，以及对普通群众的傲慢俯视，爱吝这个。"

马云之流不需要讲等级，他们最需要的是装逼，摆出"平易近人"之"平民作风"。我这样的人无论怎么点头哈腰也不会被人夸"平易近人"，因为我只是个工程师而已。这就好比说，国内人说，你进一个公司看穿西装的都是干活儿的，穿休闲装的才是老板。就是这个道理。马云、任正非这样的大资产阶级喜欢给人看的穿戴是地摊儿货，一撸袖子：您瞅，地摊儿上15块买的塑料手表，还挺准！下了班儿：您瞧，我看骑自行车最好，环保还锻炼身体，我这个还是旧车，100块！

"中产阶级"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撸袖子给你看的是名牌手表，下班儿开的是豪车，就算脱光了，小裤衩儿都得是法国手工缝的。中国的中产阶级这种庸俗虚荣，要放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下来看。我在《简论毛泽东》一文中说："中国文化推崇一种社会等级观念，人们以获得"社会承认"也就是在社会等级的阶梯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像样的高度为人生幸福所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理解的"幸福"、"快乐"总是跟其他民族不同。中国的文化缺乏宗教影响，所以中国人把全部的人生意义就寄托在"出人头地"上、寄托在"面子"上。​仨字儿形容就是"比人强"。这种攀比的文化已经完全"泛化"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乃至穿身儿好衣裳、用个好手机都让此人有资本瞧不起别人，反之穿得"落伍"点儿、用个有待升级的手机就能让人横生自卑，在这些个小事上都要攀比，遑论其他！比钱儿、比学历、比身份、比官阶、比奶子多大。不"比人强"，活着就没意义。那么多虎妈的出现，剥夺青少年的生活快乐，就是基于这种观念：你不"比人强"，你的快乐都是可耻的！"

中产阶级的尴尬就在于这个等级阶梯，他爬了一半儿，"比上不足、不下有余"。而中国人一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在等级阶梯上的位置。"无产阶级"可以因为自暴自弃等原因选择逃避（或者通过暴力革命扭转乾坤），大资产阶级已经爬到头儿了，也可以给它踹一边儿去，但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个梯子是他人生的全部意义，是他价值所在！他已经爬了一半儿，怎能放弃？！用俗语来说，"无产阶级"是："你们都比我强，我怂，我认了！"；"资产阶级"是："我比你们都强，你们配跟我玩儿吗？"于是乎，最喜欢跟人比的，也就是中产阶级了。

中产阶级既然比不过资产阶级（人家也不跟咱们比），于是乎就特别注意要跟"无产阶级"、"普罗大众"保持一个高度差。我发现在国内，"中产阶级"、"白领"这些词汇都戴上了浓重的世俗、等级和虚荣色彩，代表了一种"身份"，人们自称"素质白领"、"中产夫妇"，也喜欢商家说"服务白领中产人士"。虽然在西方，它们只是形容职业和财产状态的相对中性的词儿。

中产阶级的中间状态的危险性在于，在金字塔结构当中，往上混比往下摔可是困难的多。所以中产经常地能因为失业、投资失败、不景气甚至大病一场等原因破产，"出溜"到社会底层，跟普罗大众平起平坐，而升级到资产阶级的是凤毛麟角，"创业"何其难也！而且中产跟大众在收入上的差别，恐怕也远远小于他们跟资产阶级的差别。说穿了，从马云之流角度看，你们是一样的。所以中产阶级容易不遗余力的、刻意的、矫情的表现自己跟大众的不同，显排所谓洋气和高大上，以图证明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他们跟一般群众的差距是如此之小，只能通过刻意的表现、"作"来获得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承认和心理满足感。

前段时间讨论过一个现象：国内中产给自己孩子起英文名儿来表现洋气，但是当民工、农民的孩子跟风，也纷纷起英文名儿的时候，中产阶级就很难受，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跟民工、农民一样了，区别不开了。马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忧虑，因为不管孩子们叫什么，他的孩子毕竟是马云的孩子，叫个猫狗都无所谓。资产阶级甚至可以引领时尚，就好像马云之于光棍节一样。我不知道光棍节是否是他的发明，但他至少推动了光棍节潮流。他有这个能力，中产阶级有吗？没有，所以中产只能通过附从时尚来给自己定位。

中国人的攀比从来是比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因为只有这样才简单、直接。脑子里的东西，怎么拿出来比啊？境界、性情、才气、学识、阅历、视野？这些拿不出来，成为不了攀比指标……

于是乎，幸与不幸地，过洋节也就成了国内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时尚"、"价值取向"上得以显示与大众不同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虚荣工具。我过洋节，我洋气，我高大上。我跟只会过"土节"的老农民不同。我很有兴趣知道，中国的千百万中产阶级们，如果知道了中国基督教的主体是农民，尤其是河南、安徽的农民，而他们也会在圣诞夜集体庆祝耶稣降生，而且人家是真心实意的出于宗教虔诚，会不会精神崩溃。

我前两天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北京中产朋友看到商家的圣诞节小游行，里头有猪八戒的造型，就说猪八戒怎么能出现在圣诞节活动中呢。我不是说只有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此处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她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那么的喜欢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即使当年造反跑到中亚去的回族 -- 现在叫东干人 -- 也仍然在他们的文化中保留了西游记，代代传颂直到今天，虽然回民是如此忌讳猪，而东干人又是反对汉人的造反者的后代。我们内心深处是很喜欢他的，那么为什么在圣诞节要排斥他的出现？其实很简单：既然所有中国人都喜欢猪八戒，就显不出我作为中产阶级的不同。美国人恐怕永远不会理解这种想法。美国这边儿要是有人在圣诞节游行中加入自己民族和文化中的这些逗乐儿形象，大家都会特高兴，因为这正是"普天同庆"的意义所在：把我们全中国人都喜欢的这个形象端出来，让你们也乐乐。土耳其人也可以请出阿凡提，是不是？

最后我想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体现的"洋气"，往往只是皮毛上的。什么是洋气当中最根本的品质？平等，平等，平等！我多次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希拉里还是第一夫人的时候，因为打手机说话声太大，被酒店服务生赶到马路上。人们条件不一样，混得有好坏，但是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仅仅是美国是如此，就连英国都有那句古老的谚语：猫也可以看着国王。这甚至也是圣诞节可以教给世人的：即使上帝本人都有着如此卑微的降生（耶稣诞生在一个破马槽里），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更应该是平等的，是应该自谦自卑的。没有"狗眼看人低"，没有庸俗的等级观念。其实这也是北京人跟外地人的一个区别，北京人在红都从小受到毛式平等教育，也见过太多达官贵人，所以北京人的平等观念强。一个人不懂得平等，反倒紧紧拥抱等级制度，恨人有笑人无的，他就不能算是一个"西化"的、"洋气"的人。他所谓的西化，就只能停留在穿戴个国外品牌服饰，打打高尔夫，说两句洋文，以及 ---- 过洋节。

如果过洋节对中产阶级来说意义不过如此，那么我双手支持天朝禁止过洋节，因为它助长俗气，传递负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