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调档案的有趣往事
前两天北京小哥们儿李寒邻 -- "四九城"订阅号的"主页君" -- 着急他档案找不着了（后来找着了），我就跟他提及当年我调档案的事儿。这事儿虽然不大，想起来是挺有趣儿的。
那是1994年冬，经过半年多的辛苦努力，我终于得到在呼家楼京广中心的意大利 Italtel 公司的offer，可以实现梦想到外企工作了，职位是投标工程师什么的。当时我人是在响当当的国家事业单位 -- 邮电部北京设计院。你要想上外企，听起来就有点儿逆天了，单位不容易放。可是那时候毕竟不比以前了，走还是可以走，就是难为你两下儿，罚点儿钱。最后罚我一万五，当时的一万五可是很值钱的，也是我自己挣的，说明原单位效益不错，但事实证明，当时去外企是去对了。
那怎么难为你呢？就是你不能直接转去外企，"上级规定"。否则，大家伙儿不都上外企了？就是这么个思路。当时外企服务总公司（FESCO）负责人事的一个人叫李毅光的（应该好多人知道这个人）跟我说，你就找个国营单位，名义上调到那儿去，拐个弯儿就办好了，实在办不了，再找他想办法。（我记得好像还通过朋友找过外企服务总公司的别人，但是朋友面儿不硬，外企那人是个北京人，文化不高，说话横横的，不管。所以你说北京人好，作为北京人我真心话：不一定。而那位朋友是谁，我都想不起来了。）
此前有个同事是研究生（当时研究生挺值钱），是单位香饽饽，也跳槽去了阿尔卡特，我还找他给我推荐去阿尔卡特面试未通过。当时他走的时候，同事们是说去中关村的惠通，就是当时海淀不少半官不民的企业之一吧。也是走的这么个拐弯儿。
那么我得了这点儿启发，就觉得也得往海淀那边儿找辙。海淀镇这种公司多，皮包公司一大堆，却都有挂靠，算国营的，而那边儿作为改革前沿，一个挺乱的地儿，管理也松散。我就找了一个人，还就办成了。找的谁呢？我当时24岁，混迹于基督教，在海淀教会（当时在海淀图书城附近）的唱诗班担任男高音。你说我唱的好，也不是，但任何宗教都是缺男人的，更甭说会唱歌还识谱的年轻男人。赶上有的礼拜天别的男高都没来，我一人儿就抵了一个声部。香饽饽一个！我托的这人就是唱诗班的琴师兼指挥，一个老大姐。除了她还有两个指挥，但那个男（好像姓冯）来的少，当时有一些对他不好的传言。还有个女的姓勾，是主要的指挥，神神叨叨也有时候不来，所以这大姐就有时候当指挥，让别人会谈钢琴的弹琴。不仅如此，当时的故事多了：大家都下海经商，而教会因为信徒稀少（相对于北京的庞大人口，基督教人并不多），实在是缺乏经费，海淀教会又是分支，总堂在城里崇文门，所以得不到重视，教堂规模也小，就更缺钱。主任牧师叫齐铁英，住家在魏公村一带，他就拉几个志同道合的信徒搞上三产了。在教堂院子临街弄了个餐厅什么的。当然，这事儿在教会肯定是引起争议的，如果不是激起民愤。特别是某些老信徒，恨不得气得直抽疯。我们年轻人比较支持他，当然他本人也比较年轻。跟着他干的当然也就是中青年人。我说这位大姐呢，好像就成了教会的全职工作人员了，不仅仅是弹钢琴，竟然还到餐厅做饭端盘子什么的了。而她本行，应该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回想起来可能是老师？搞艺术的信教的多。
我现在竟然想不起她的姓名。我后来在教会内部也跳了槽，"高升"到崇文门的总堂唱诗班，也从简谱改了五线谱。可是城里人就比海淀这边儿的人冷漠和无趣多了。海淀堂这帮人还是带着郊区的那种淳朴和善良。大姐这样的人，崇文门堂就没有，那边儿就只有，用粗鄙的话说，事儿B老娘们儿。大姐当时应该是五十上下，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总是面带微笑，性格豁达爽朗。她个儿挺高，不胖，但绝对不是豆芽菜那种体型，而是壮实，大圆脸盘子，浓眉大眼，嘴也大，笑起来有感染力。搞音乐的，带有那种天生的激情，特别适合基督教。记得她讲过去匈牙利（当时北京不少人去那儿经商，她也是去做生意），参观天主教堂，跟我们分享管风琴带给她的震撼。她应该是海淀很多见的那种爸妈是外地人本人是北京长大的那种，依稀记得上一辈儿是上海人…… 她本人小时候好像还在上海呆过…… 想不起来了。我个人的统计，科研院所、大学长大的北京人，上海人的孩子可能占了三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至少父母一方是上海人的。北京就有那么多。
从以上就知道她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了。以音乐老师去做生意，现在又能屈能伸地帮教会办餐厅，乃至亲自下厨、端盘儿。是一个颇有生命力的人。在教会，这样的人其实并不算有代表性，但我要说，如果天下的基督徒都象她，大概大伙儿就都皈依了。我就是托了这么一位。可想而知，她特愿意帮忙，也因为自身的渊源有这方面关系。
她给我找了"海淀边缘科技研究所"，好像是中科院背景的一个什么实体。从名字看肯定不是正式的那种国家的科研单位，就是我说的半官不民的，可能拉一帮人创收，自负盈亏，当时中关村这种单位应该不少。
具体走这个假"调动"的流程我记不太清楚了。发个商调函，这边儿批了，然后调档案？我本人按说是不能看到自个儿档案的。档案是盖公章加封条发给了"边缘所"。然后大姐就约我去海淀教会。我们好像就去了他们经营的那个餐厅，找了个餐桌坐下，大姐拿出我的档案，牛皮纸口袋，拆了，让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在里头，万一有不利于我的就扔了。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奇事，它实在反映了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在过去的岁月，档案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神秘玩意儿，经常听说某某人因为档案记了一笔而被毁了一生的。要是丢了档案，这个人大概就被认为从世间消失了，甭想挽回。轻的，因为档案的关系而被单位卡着走不了的多了。人们嘴里总是念叨着"档案、档案、档案……"， "档案在某某单位"，"档案拿不出来"，"这个东西要放进档案"，等等。档案似乎就意味着：禁锢 vs 自由。而此刻，档案在我面前走下神坛，也不过是一个牛皮纸袋，里头装的文件不多，好像也没有什么神秘物。我甚至都想不大起来了。一件也想不起来。总之是没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了。
大姐看我挺满意，就拿出了"边缘所"的公章 …… 天哪，这么方便！还自带印泥。她就这样给档案封号，盖了公章。然后好像就给我拿走给外企服务总公司了。这是极大一个忙。可是后来我投入了沸腾的CBD生活，见天儿穿着西装拎着公事包装逼状行色匆匆穿过京广中心大堂，而一年多以后也不信教了，从此跟大姐也失去了联系。
当时进外企跟后来留学，都属于是人生的极大突破，是"成功"、"优秀"的表现，还涉及"社会地位"的提高。这是真话。现在人可能不好理解，至少程度上。我兴冲冲地去FESCO办入职手续，领各种证件，体检什么的。碰上其他同样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大家还互换名片，哈哈。我在ITALTEL干了只有不到五个月，就凭借这点儿经验顺利进了梦寐以求的美国AT&T -- 当时心目中觉得的作为电信工程师的巅峰、荣誉和骄傲。而这次换工作，可就简单多了。到FESCO办手续只不过从一个科室换到另一个科室…… 我到AT&T上班，看到一排又一排的电脑，就觉得太牛逼了，不成，我一定要去美国，努力吧！攒钱自费去！就这样，三年以后我就来美国留学了。可以说，大姐帮我从国营单位顺利"走活"，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大忙。
行文至此我觉得基督教会对我们家来说，就象冤大头。我爷爷那辈儿就是，一解放就不去教会了。我爷爷奶奶的一生挚友殷牧师说的。爷爷从小到大就是教会学校，一直到燕京大学都是。靠学习成绩好，一直拿奖学金读下来的，不花钱。而殷牧师后来成为官方基督教会的头儿，在爷爷奶奶已经不去教会以后还帮过忙。爷爷是留英的教授，有喝牛奶的习惯，可是当时北京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牛奶是凭证供应。好像是困难时期（60年左右），我爷爷的奶证就给停了，教授都喝不上了。他就跟殷爷爷絮叨这事儿。没想到殷牧师后来竟然通过政协还是哪儿的关系，给爷爷弄来了奶证！既说明朋友感情好，也说明人家路子野。我也是，不仅在教会时候有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帮忙，以后生活中身边也经常有信教的善良热情的朋友，比如本地北京大哥关爷，简直是及时雨宋江那么义气的。可我并不是教徒，虽然算得上是一个基督教专家。所以说是冤大头。从26岁那么年轻到现在，我信佛二十多年了。正是从加入AT&T一年以后开始的。
几张旧照：跟Italtel同事；跟齐牧师；跟海淀教会唱诗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