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与“不幸”（作于2014年8月6日）
适才跟高中姐们儿越洋电话聊了半天，提到高中时读书的和平里以及住了十几年的北苑，心中有很多感慨，早想写一写。越早跟我认识的人，越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很守旧很老实又很腼腆的孩子，讨厌改变，怕生人生地方，喜欢在一个地方跟同样一帮人呆着。这显然跟我现在的性格大相径庭。我的发小儿们怎么也不会觉得我象一个义无反顾飘洋过海的人，更不象一个又从美国跑到西藏去做生意的人。换过不同的公司，搞过不同的职业，了解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从天性而言，我也许是适合在同一个环境活到老死的，而之所以有性格上的改变，实在是因为生命早年被迫在不同的环境之间迁变，以致竟然慢慢使我具备了某种环境适应性，而成为一个求变又开放的人。这就是我的"幸"与"不幸"！
无疑地，在生命早期，我被命运这样推着被动地不断换环境的时候，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造成每次适应环境都需要很长时间（也许达一年），而适应之后没几年，却又要折腾。我今天成为一个多元文化人跟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我出生在北京老城的胡同里，爷爷奶奶的宠爱中，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家1937年就定居北京了，所以我虽然不是老北京，也不是纯的大院儿子弟、二代移民。我记事早，至今记得胡同里月光映照的古老的门洞儿，白天的鸽哨声，房间里日光下的灰尘，中老年人唱着京剧优哉游哉地行走，记得安定门那片儿那些卖副食的小店儿。北京有"南贫北贱"之说，安定门里的城市贫民多，文化不高。
四岁，我随父母迁居安外北苑的大院儿。当时北苑大院的两个主要单位是三机部（航空部）的第六研究院和解放军的炮兵研究所。六院在我出生之前几年才脱军装，本身原来属国防科工委。所以北苑大院儿的军队色彩浓厚，我爸所属的"四所"则知识分子成堆。从此我成了大院儿子弟了。四岁的孩子，以前没怎么跟父母在一起，在家庭生活方面就是一个大的挑战；社会环境方面，大院儿是一个特殊空间，由外省籍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子女组成，通行普通话而不是北京土话。他们一般待遇还可以，比胡同里那些穷人强，平均文化水平也高。远离各自故乡，文化彼此融合。旁边与农村接壤，有大片的野地，对小孩儿来说是撒欢儿的好天地。就是这么个环境。我在这个陌生环境花了一两年才大致适应。七岁上小学时候状态就算还可以了。我的幼儿园跟小学同学就是大院儿孩子了。到现在感情也不错。
12岁，因为父母把我户口留城里，我仍然是东城区的孩子，就回到奶奶家那一带上初中，是胡同深处的北京一中。这样我的环境又变了，从大院儿来到老城。因为八年没在那边儿住，这次到北京一中读书绝对属于是一种文化碰撞。大院儿跟胡同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啊。我的新同学们的构成也有了变化，老北京胡同孩子占了一半儿，外省籍干部工人的孩子占了另一半儿，大致吧。说话是北京话。我的母语其实是那时候形成的。从大院儿角度看，好像觉得胡同里的孩子有点儿野，爱欺负人似的。我就又适应这种环境一年。到初二时候才有点儿如鱼得水了，能慢慢跟同学打成一片。
然而我很快就又必须离开这个环境。高中我考上了171中，和平里的一所重点中学。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一中跟老城。和平里在那时候跟城区还是有区别的，有点近郊的意思，是解放后才新建起来的。当地有不少部委机关大院儿。我的同学们来自整个东城区，而和平里一带的孩子比较多，绝大多数是外省子弟。而作为一所重点中学，171的校内生活环境跟一中又有很大区别。所以这又是一次文化碰撞和挑战！我刚习惯了散漫的胡同串子，又要跟闷头读书的干部知识分子孩子同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读重点学校，跟那些小学就上重点的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特别怀念一中，觉得171这帮孩子太冷了，教室一点儿生气没有。说话也不一样。让我失望至极。这直接影响到我学习成绩（当然从普通初中上来的，底子也不硬）。我又是花了一个半学期才跻身班上前十名（一个班50人左右）。到高二的时候，适应环境了，也跟同学混出感情了，还早恋搞对象，跟哥们儿姐们儿经常在和平里一带玩儿，活得有滋有味儿。
好景不长，高考考上北京邮电学院，得上陌生的海淀区念书去了。这次文化碰撞更大，因为我这个发誓"永定门都不出"的北京孩子，在这所全国重点学校要跟外地同学一起生活四年。我们系北京孩子的比例是六分之一。而且即使在北京孩子里头，海淀区的占了多数 -- 城区的孩子哪儿考得过他们啊！海淀区的孩子几乎清一色的是外省第二代，好多一点儿北京口音都没有呢。也是在北邮，我第一次因为说话带北京土腔让操普通话的同学笑话，挺好玩儿的。北京的文化跟外地的还是差别很大。比如我不适应的一点是一些同学仿佛自己是真理化身的那种挥斥方遒的态度。我在胡同里受到的教育是尽量附和他人，避免争吵，玩笑除外；即使在北苑跟和平里，也不是那种"就我明白、你们丫都是SB"的作风。其他生活习惯方面的冲突也有。北邮集中了全中国最能学习的孩子，彼此不服也是自然的。这样我又适应了一年多，到大二才开始进入状态。当时因为精神压力大，孤独苦闷，我投了基督教，通过宗教进行心理调节。那会儿我的重心就在海淀了。海淀区吧，可能比北苑所在的朝阳更不象北京。它本身就是一个大院儿。大学城！那基本是一个科研环境，地域色彩较少。
没几年大学毕业，跟同学们哭着天各一方了。是啊，好不容易适应了大学生活，却要跟一群挚友分手。特别是大四，跟同学感情深，难以割舍。我受打击委实不小，以致三个月才回母校看看，伤心啊！我的新环境是在亚运村一代的邮电部设计院。同事以北邮毕业的北京籍校友为主（特别是较年轻的）。这样我回到了北京话环境，把我那"广东腔普通话"改回来了。这次的主要挑战是人生第一次上班儿，单位里人事的复杂，等等。同样，花了一年多才适应。出差上西北，挺乐呵的。喜欢同事们，天天一块儿打游戏、聊天儿、打羽毛球、游泳。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人生这个阶段，我就已经比其他生活环境较单一的孩子更适应乃至向往变化了。总之，当我听说外企不错，回头看国营单位有恶人，觉得哥们儿难得出头之后，我就投了外企。那会儿年轻。二十四五。外企的环境当然大不同了，一个是有外国人，我开始说英文了；一个是企业文化可能就是西化了。中国同事同样以北邮毕业的北京人为主。说句实话，该操蛋还是操蛋。可能人读书多了就那德行。在外企我大概也适应了小一年，才进入角色了。也算干得风生水起，也跟同事打成一片。这人折腾到这个阶段，真的是只想"更上一层楼"，所以外企干了三年多我就出国留学了。那时候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我开始信佛（1996）。佛教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我希望能从中学到的的是超然、慈悲、开放的心胸、应世无畏的勇气。
我敢说回首从出生到18岁，一般同龄人没有经历我这么多的环境变化和"文化碰撞"。设想一个和平里长大的孩子，六七岁进和平里四小，初中上171，高中留本校。对他而言也许一生真正的第一次挑战是到别地儿去上大学。而假如他上的是北京一个二类学校，同学是以北京子弟为主的，他的文化碰撞就更小了。这样的人，单纯。他也许表现得没我见多识广有魄力能耍流氓，但是他活得稳当，活得有质感，人生路没那么多波澜，也比较可能选择留在北京过日子，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可以说我能赶上的折腾全赶上了，折腾到最后，自个儿刹不住了，变成了：命运不来折腾我，我就主动去折腾她。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弄潮儿！被这样无情地推来推去，也使得我重视依赖自己而非他人 -- 你靠得了谁呢？拿主意、努力都得靠自己，要坚强独立，才能在命运转折沉浮中站稳。那天我大学哥们儿凌毅夸我说：他看着悬的事儿，我都能处理好，软着陆。这个能力跟我早年的经历有关。折腾越多胆儿越大，无所谓了，而同时不失分寸，就是这样。
就地方来说，我对整个老城东部（不算崇文）、和平里、北苑、海淀这些地方，都特别有感情，都是在没呆够的时候就离开了，总有依依不舍在里头。每次回北京，我都得到这些地方走一走。有时感到悲哀，就是我只是这些地方的过客。比如和平里。我特喜欢那块儿地方，出国多年还经常梦见回那儿了，只是我并没有在那儿生活太长时间，跟从小长在那儿的孩子不同，挺羡慕他们的。我就是这么每次升学、换工作，都换一个环境、换一拨儿人。我既是老城胡同里的孩子，也是北苑的大院儿的孩子，也是和平里的孩子，也是海淀的孩子，以后还是广东孩子、新疆孩子、江西孩子、西藏孩子…… 我对这些地方和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不是说每个占我20%，而是每个都是100%！我没有变成一个大杂烩式的人物，而是跟这些地方和人有着百分之百的认同，只不过能随时切换罢了。更往大了说，我对异域文化也就因为这种早年经历培养的开放精神而能接纳融合。今天我跟一个国学友说，咱俩交集很大，但不是重合。对我而言，国学也只是诸学之一，是我"碰巧"喜欢的，因为我"碰巧"是中国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你发我到哪儿，美国，英国，欧陆，俄罗斯，日本，韩国，伊朗乃至印度，我不需要多久就能活成一个本地人。我知道所有的文化和历史，也能适应它们。的确，我能跟所有人聊起来。我没有一般中国人胸中这个那个的界线。我小时候有很多这种界线，但被现实生活无奈而残酷地都给踏破了。佛法说：不要有分别心。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这里的"外面"，其实就是"里面"，是你有怎样一个心态，是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对待跟你不同的人和文化，还是梗着脖子以你在狭小环境中接受的单一教育来对他人评头论足？是达观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坚信"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是一根筋地去走偏执的心思？是吝啬、嫉妒，还是慷慨、随喜？所以我的早年生活是"不幸"，也是"幸"！
（次日续篇）续说昨天的"幸与不幸"的话题：我26岁信佛以前有两段儿"超级快乐时光"，一段儿是四岁前在安定门跟爷爷奶奶表姐二大爷等一起生活，另一段儿就是高中三年。其他时光也不能说就沮丧，反正是一般般吧。信佛以后内心的块垒逐渐消逝，佛性光明普现，大乐起来。以前一直觉得我的那种混不吝精神来自北京一中的文化，昨天那么一反思，觉得：大概还是因为小时候经历折腾太多的缘故吧。看淡了。就是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去他大爷的"心态。一般同龄人可能还真没我这"素质"。很多哥们儿容易害怕，不敢豁出去，瞻前顾后。我被命运作弄的结果，就是认识到马基雅维利说的："命运是个女人，她向勇于征服她的人低头。" 一般人的人生是守势，我却老取攻势，你丫还折腾我什么，来呀！不折腾我我不舒服！你丫来！我拿得起放得下。所以说在圈中在这个层面上能有共鸣的兄弟太少太少了。经历不同。特别地，我是从普通小学初中到区重点高中到全国重点大学到美国前十研究生院这么走来的，越往后的同窗可能就越没我这种混不吝的精神，因为他们大多是起点就高，在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求学环境长大。可想而知他们对‘折腾"的态度肯定是跟我有区别的。此外他们的人生追求可能跟我也不同 -- 经历了早年无尽折腾的我，觉得一颗平常心重要，达观放松的态度重要，人与人的情义重要，相对而言"成功"不重要，财富、权力和名望不重要。我避免了很多中国人的一根筋思维。在不同文化中的碰撞使我形成自己的想法和"三观"。有人说我这样写可能让别人不高兴。我说的是事实。事实并非总让人愉快，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事实，以什么心态。所有人生问题的讨论，我的结论都是佛法才是最终能让你获得自由的。我们都是欲望的奴隶，在它们面前变得没出息，佛法告诉我们：你当自皈依，作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