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提要: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出生1523万人,死亡993万人,增加530万人。本文分析指出,国家统计公布的出生虚高。2018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05左右,依照官方的人口结构和联合国的死亡模式,只出生1031万,死亡1158万,负增长127万人。由于官方公布人口存在上亿水分,如果采纳缩水后的年龄结构、滞后台湾17年的死亡模式,那么2018年出生941万人,死亡971万,负增长30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1.05,那么2050年、2100年总人口将降至10.55亿、3.94亿,占世界人口比例降至11.7%、4.5%,65+岁老人比例增至35.4%、48.0%。1个65+岁老人对应的20-64岁劳动力的数,将从2018年的5.9个降至2030年的3.3个、2050年的1.5个。20-30岁育龄妇女将从2018年的0.99亿减至2030年0.66亿、2050年的0.39亿。
结论:2018年是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结构不断老化(2019年的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1992年),经济和社会活力不断减弱,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改变。
建议:立即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休养生息政策,严惩人口统计腐败。
目录
一、《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引发的争议
二、国家统计局长期高估出生人数
三、人口数据的"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四、人口数据应遵从"无菌操作"原则
五、生育率的变化规律
六、2018年中国人口确实开始负增长
七、人口统计腐败的危害远超经济腐败
一、《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引发的争议
2019年元旦前夕我们完成了《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简称《2018年人口负增长》,http://www.sohu.com/a/286877692_313480),被法新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数十家国际媒体报道,在国内网站上也数千万人次点击。
我们的观点遭到一些人士的反驳。率先站出来的是何亚福先生(2017年我质疑国家统计局人口总数存在水分时,也是何亚福先生和王丰、陆杰华等主流人口学家站出来反对),他显然并没有用死亡模式(生命表、预期寿命、年龄别死亡率)来推算死亡数,而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死亡数据来捍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黄文政先生认为2024年、2025年中国人口才会负增长。我问他的预测参数,得知他根本没有用年龄结构、死亡模式、生育模式、生育率进行预测,只是"想当然",担心我们的观点太突兀,让决策层难以相信。可见他"只有结论,没有依据"。
2019年1月3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所举办了《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发布会。总报告是南开大学李建民完成的,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负增长,到2050年、2065年分别还有13.64亿、12.48亿。他们的观点得到央视等国内官方媒体的广泛报道。其实他们这次压根就没有预测(2012年蔡昉、李建民等主流人口学家在《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20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预测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反弹到2.4、4.4,已经被证明错的离谱,这次可能就不敢预测了)。打着"中国社科院"旗号的所谓"最新预测"不过是复制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版》(《2017展望》)的预测,而我在2017年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2期)(http://www.sohu.com/a/218425068_498737)已经分析,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预测(包括2017年版)每次都错的离谱,无一例外。
《2017展望》的基础数据就是错误的,虚夸中国人口总数和生育率,比如将1990年总人口调高到117245万人,比1990年普查的113368万人多出3877万人;认为2018年中国总人口为141505万,而国家统计局刚刚宣布只有139538万(还有上亿水分),相差1967万;公布中国2006-2010年、2011-2015年的生育率为1.58、1.60,而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36、1.17。尤其是对未来生育率的预测更是夸张的离谱,比如预测2015-2020年、2020-2025、2025-2030年、2045-2050年、2095-2100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63、1.66、1.69、1.75、1.80。
我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计划生育》(《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详细介绍了联合国人口基金误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摘要】该文作者叙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由来,分析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如何诱导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资助建立人口学。早在1994年的开罗会议上,联合国改变政策,放弃"人口控制"主张,反对"物理强制",鼓励"精神软制"。开罗会议却对中国公众秘而不宣,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人口学家掩盖中国计划生育真相,联合国用恐吓性的人口预测误导中国决策。如果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诱导,中国不会贸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如果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及其培养的人口学家的"科学诠释",中国不会如此心安理得地实行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如果不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及其培养的人口学家虚夸生育率、恐吓性预测人口,中国早就停止计划生育了。作者建议,中国应该终止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撤出中国。
1月15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口负增长?就业形势不好?部长们组团来"打假"》,其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认为,"社会上炒作什么人口的负增长,这个都没有事实的依据的。过去一年中国的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增长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2019年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的人口数据:出生1523万人,死亡993万人,增加530万人,总人口139538万人。2018年是全面二孩的出生高峰年。2015年单独二孩遇冷后,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中预测,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8年的生育率将达到2.09,将出生2189万(比2016年多422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不但没有比2016年多出生422万人,反而少生了263万人,说明全面二孩政策遇冷。
但是国家统计仍然公布2018年人口没有负增长。既然这么多学者、官员众口一词质疑我的观点(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他们又得到了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的支持,那么我的判断真的错了吗?
其实众口一词并不意味着就正确。我从2000年就开始质疑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呼吁停止计划生育;但是一直遭到强烈的反对和质疑,被认为是极端和偏激。现在看来,我当年的判断一次次"不幸言中"。而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却一次次被"打脸"。
我非常尊重宁吉喆副主任,并无冒犯他的意思。宁副主任是2016年才开始兼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对人口统计并不非常了解,他听取的是人口统计部门的汇报。而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部门是刀枪不入,二十多年来,不要说国家统计局局长了,即便是国家领导人也未能撼动这个利益集团。我希望借此机会向宁吉喆局长汇报,恳请他重视中国人口统计所积累的问题,尤其是希望2020年人口普查能够吸取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的教训。
二、国家统计局长期高估出生人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
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小学人数是准确的,因为当时的教育经费是乡、村承担,就在乡、村干部的眼皮底下,学校想虚报是不可能的,政府则没有虚报的必要。199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降低辍学率作为政绩考核。义务教育经费经过"县财乡发"的过渡后,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通过虚报学生数既可以获得更多经费,又能"降低"辍学率。
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只有1.22,0岁人口只有1379万,国家统计局感到难以置信,负责人口统计的副局长张为民、普查处长崔红艳、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数据是纯净、真实、可靠的(《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2007年第1期),于是根据小学一年级招生数校正出生数据(比如公布2000年出生了1771万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改变导致了在校生的巨量水分。
我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认为小学的毛入学率超过20%,用小学招生数据校正出生人数将有20%以上的水分。但是当时各级教育部门信誓旦旦地认为没有水分,小学一年级招生数从2004年到2013年一直稳定在1700万左右(波动几十万);而国家计生委、统计局、主流人口学家(包括由300多学者和官员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联合国人口基金众口一词认为中国的生育率有1.8。"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于是决策层也真相信中国的生育率还有1.8。
十多来,国家统计局心安理得地用教育数据校正出生人数,出生人数稳定在1650万左右。但是教育水分陆续被曝光,比如:
根据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日的报道(http://news.cntv.cn/china/20120107/118033.shtml),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
2012年6月4日的《 中国青年报 》报道(http://zqb.cyol.com/html/2012-06/04/nw.D110000zgqnb_20120604_4-03.htm):2010年湖北阳新县白沙中学上报学生数5266人,是实际2147人的1.45倍!另一所中学,上报3000人,是实际700人的4倍!一个叫"罗于坵小学"已被裁撤了4年多,但仍在获得教育拨款。
2013年6月6日中国广播网转人民网(http://native.cnr.cn/news/201306/t20130606_512757487.shtml):江西修水县东港中小学,初中实际在校生180人,却上报380人;新湾乡中小学,实际在校中、小学生889人,上报1090人;布甲乡中小学,实际在校中、小学生510人,上报966人。
2013年教育部针对教育统计乱象,决定实行电子学籍。这一举措让学校和地方政府措手不及,导致学生数暂时大为缩水。以湖南省邵阳县为例,2008-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这5年小学一年级合计招生71522人,但是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合计只有51253人,说明过去上报学生数虚报了40%。全国的学生数也是大幅缩水,比如2007年的小学1-3年级合计5152万人,到2010年小学4-6年级还有4968万人,但是2013年的初中1-3年级合计只有4398万人,要知道中国的义务教育净入学率高达99.8%。
我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10期)、《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中,论证中国人口有上亿水分。有全国人大代表说:"不要说人口数据存在上亿水分了,即便有1000万水分,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对这种集团性、长达几十年的职务犯罪,必须追责!"这里姑且不说上亿水分,只看看是否有上千万水分。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出生了5307万,这些孩子6岁上小学,2005-2007年小学合计招收一年级新生5137万,与出生人数差别还不大。这些孩子到2010年是9-11岁,不存在漏报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9-11岁共4264万人;2010年户籍显示9-11岁共4233万人。这些孩子到2015年是14-16岁,小普查(1.55%抽样调查)显示共4249万人,2015年户籍显示共4366万人。这些孩子到2013年读初中1-3年级,在校生合计4398万;由于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在校生数占相应学龄人口总数比例)为104%,那么2013年12-14岁只有4228万人。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极低。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9-2001年的出生有25%的水分,光是这三年的出生人数就存在1078万水分了!
同样,国家统计局公布2002-2004年出生了4838万人,2008-2010年小学合计招收一年级新生5026万。这些孩子到2016年读初中1-3年级,在校生只有4288万人;以毛入学率104%计算,12-14岁人口只有4123万人,比统计局公布的2002-2014年出生数少了715万人。
其实初中阶段的人口水分仍然很多,比如2013年、2014年、2015年初一学生分别有1497万、1448万、1412万人,但是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初三学生分别只有1430万、1403万、1376万人了,还在不断缩水。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总人口为139538万,是建立在"1990人口(114333万)+出生(49727万)-死亡(24507万)"的基础上。但是上面已经分析,光是1999-2004年这6年的出生人数就存在1800万左右的水分,那么1991-2018年合计的出生有多少水分?1991-2018年还有800万左右对外净移民。那么2018年的实际人口就远少于139538万。光是这些数据就足以追责了。
三、人口数据的"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那么2013年之后的小学招生人数准确了吗?没有!由于小学招生人数攸关教育经费的分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方教育机构很快就"发明"了新的对策,更为隐蔽,很难查处,于是教育机构再次信誓旦旦认为没有水分。小学招生人数稳中有升,2013年-2017年分别为1695万、1658万、1729万、1752万、1767万人。
近年国家统计局校正出生人数除了参考教育数据外,也参考户籍低龄组人数、卫生部门的活产数。比如2015年户籍2-8岁人口平均每岁1690万人,比国家统计公布的2007-2013年年均出生1609万还要多;国家卫计委公布2016年、2017年活产了1846万人、1758万人,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86万人、1723万人还要多。教育、户籍、活产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互相吻合,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版》也公布中国2010-2015年的生育率为1.60、2015-2020年为1.63,"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国家统计局对自己公布的出生数也更加自信。
那么户籍、活产数据可靠吗?1990年户籍还没有水分,户籍人口113274万,与人口普查的113368万相当;但是2000年之后户籍水分剧增,这是因为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多户口的"房姐"、"房妹"现象很普遍,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这一年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公布2000-2010年间总人口增加了7348万(出生16127万-死亡8779万=增加7348万;由于"出生"是用教育数据校正,存在两千多万水分,因此实际只增加了4000多万人),而户籍人口却是迅猛增加了10859万,可见户籍增加人口中有六千多万并非"生"出来的,而是"伪造"出来的。2010-2016年户籍人口增加4682万,仍然比《统计年鉴》公布的增加4180万要多。
2010年的时候,户籍低龄组有人如他们的父母一样获得了多个户口,也有一些超生者没有上户,二者大致相当,比如2010年户籍3-9岁人口每岁只有1327万,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2007年年均出生1619万要少22%,那么生育率只有1.2左右,与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吻合。但是2015年户籍3-9岁人口每岁却暴增到1676万,比统计局公布的2006-2012年年均出生1605万(有20%以上的水分)还要多。
2015年户籍低龄组暴增,是因为2010年后对低龄组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能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水分增加: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的超生者上了户口;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尤其是大量非超生者也趁机上了多个户口。2010-2013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1482万人(还有大量水分),但是2015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1712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2010-2013年均出生了1617万人,可见,后二者有大量人口并非从娘肚子"生"出来的,而是水分。
2008年之前,农民生孩子是自费的,活产还没有什么水分,比如2005-2008年年均只活产了1225万人,与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相吻合。但是2008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开始覆盖全国,农民生孩子可以报销医疗费了,各级财政的人均补贴由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住院费报销70%)、2018年的490元,个人、医院、医疗管理机构有强大动力虚报活产数以冒领经费。加上农民工进城生孩子(又在原籍重复"出生"以报销医药费)的比例增加、低龄组上户限制的放松,导致活产数水分暴增,活产数从2007年的1251万增加到2010年的1422万、2015年的1454万(仍然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655万要少)。
尤其是2013年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为国家卫计委之后,活产数受到计生系统的干扰,比如2016年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后,为了让出生"符合预期",国家卫计委公布2016年活产了1846万人(比2015年暴增391万人),比国家统计公布的出生1786万人还多;卫计委公布2017年活产1758万人,也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1723万人要多。2018年撤销了卫计委,活产数也大幅下降(仍然还有巨量水分)。
在人口总数上,也是"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比如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国家统计公布为134091万,2010年普查公布为133972万,户籍公布为134531万,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版》公布为134134万,公众和决策层看到这四套数据,会以为2010年中国总人口真有13.4亿。
其实这四套数据虽然总人数是"完美吻合",但是人口结构却是"霄壤之别"。统计公报认为1991-2010年出生36474万人,扣除死亡人数,那么2010年0-19岁人口应为36149万,20+岁人口为97942万(大致准确)。联合国的0-19岁是36631万,20+岁人口为97503万,可见,联合国的与国家统计局的大致一致。户籍0-19岁是28063万(其中0-2岁还有部分没有上户),20+岁是106468万。人口普查的0-19岁是32274万,20+岁是101698万(多"塞"了3000多万人口)。
如果用户籍的0-19岁人口加上统计公报或联合国的20+岁人口,那么2010年中国实际人口只有12.6亿。2010年年龄结构差异如此之大,本应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了,但是国家统计局、卫计委却是"抹平"不同数据的总人口的差异。
四、人口数据应遵从"无菌操作"原则
医学上遵从"无菌操作"原则:防止清洁创口被污染,并将污染创口变为清洁创口。由于利益的驱动,中国的教育、医疗、户籍人口数据都是"污染数据"。教育部绞尽脑汁缩水教育水分,但是十多年无果;公安部在严厉打击重复户籍,但是户籍水分逐年增加;现在国家卫健委也想获得真实的活产数,但是他们有能力获得真实数据?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数据"无一实数",才需要进行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人口数据中最可靠的是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1990年、2000年、2010年),然后是10年一次的小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2015年)。这两套数据算得上是"清洁数据"。
但是国家统计局、计生委、主流人口学家、联合国人口基金却是用"污染数据"互相校正,看起来是"众口一词",其实是互相污染,导致人口数据水分增多。尤其是他们竟然用"污染数据"去校正"清洁数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1-2000年出生20347万人,死亡7923万人;公布1998年、1999年年末人口为12.48亿、12.59亿人,依照这种惯性增长,那么2000年的总人口应为12.7亿人。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仍少于1998、1999年的人口数。于是,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没有"塞"进普查表的各年龄组,因此人口结构还没有太多失真),公布为12.658亿--才与国家统计局过去公布的年度数据勉强衔接。
2000年普查表(总人口12.4亿)0-9岁人口只有15913万人,用存活率推算,1991-2000年只出生16676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676万-7923万-115万=122971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00年年末人口为126743万人,增加了3772万人才补齐人口缺口。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两头登的方式,并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精确地绘制出了"小区"地图,达到"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尤其还给各地规定了应该达到的参考值(达不到就要反复"补查"、"修正")。这种普查设计,避免了漏报,无疑会提高重报率,导致人口虚多。但是汇总的人口数仍然低于预期。又进行复查、补查、修正数据,最终公布全国人口为13.397亿。多"修正"出来的数千万人口被"塞"进各年龄组中了,导致各年龄数据失真。比如福建省人口普查办的"内部明电"说:"根据各地2010年11月1日上报的摸底数汇总,全省常住人口3329万人,比2009年少298万人。"但"六普"公报(第2号):福建常住人口3689万。就是说福建省最后公报人口比普查汇总人口多了10.8%。

国家统计局公布1991-2010年出生36474万人,死亡16701万人,增加了19773万人。但是即便依照2010年公布的年龄数据(0-19岁已经被"塞"了一些数据),0-19岁人口也只有32274万人(用存活率推算,1991-2010年只出生了33577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577万-16701万-557万=130651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为了与年度公布的人口数据相衔接,却公布2010年总人口为134091万人,意味着多出的3440万人并非"生"出来的,而是被"塞"进20+岁各年龄组。
人口普查对人力、财力的调动不亚于一场战争,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直接投入80亿元;600万人参与,间接成本600亿元。本来应该用人口普查数据来校正过去的公布的人口数,但是国家统计局却用年度数据来校正人口普查数据,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岂不是变成了废纸?
尽管2010年普查已经有7000万左右水分了,但统计局官员却仍然认为还存在"超生漏报",实际人口不止13.4亿。游允中先生是中国人口统计的导师。他来自台湾,曾任联合国统计司主管人口和社会统计的副司长。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委托,他指导了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口统计官员和学者。他也参与指导了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我与他通过邮件进行了长期讨论,但不能说服彼此。我认为由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被夸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人数生存在巨量水分。他认为1982年人口普查是准确的,1990年也大致准确;但此后的普查存在漏报,他认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2013年电子学籍的初中在校生人数等数据表明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可惜他已于2011年去世,一直不知道中国人口真相。他老人家是那种思维,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统计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至今还真以为公布的出生是可信的。
二十多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用自己估算的出生数据。如果人口普查证明他们的估算是错误的,意味着二十多年的集团性"职务犯罪"被曝光,应该被追责。他们有"鸵鸟心态",不敢正视现实,总是用"大数法则"来解决数据间的矛盾,于是人口总数的水分越来越多(现在有上亿水分了),年龄结构面目全非。我在2007年《大国空巢》中就感叹:"中国人口统计已经进入了用后一个假象掩盖前一个假象,再用后后假象掩盖次前一个假象的怪圈,当越来越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怪圈后,承认真相的阻力就越来越大。"
五、生育率的变化规律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由于被"修正"而失真。那么最为可信的就只有生育率了。到2015年为止,"这些数据是调查数据直接汇总的结果,没有经过任何修正和调整"(但2017年的生育率似乎开始被修正和调整了,那么今后连生育率都不准确了),是 "最清洁的数据"。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15-49岁),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以2000年人口普查为例,生育率来自长表,共抽样30岁妇女891045人,生了53276个孩子,人均0.05979个孩子;同理,15岁妇女人均生了0.00011个孩子,......49岁妇女人均生0.00372个孩子。总和生育率是假设1个妇女在15岁生0.00011个孩子,......30岁生0.05979个孩子,......49岁生0.00372个孩子,那么将15-49岁所生孩子累计,就是1.18个孩子。可见生育率是15-49岁这35组育龄妇女及其孩子的配套榫卯关系,即便某几个年龄组存在误差,但不至于影响总结果。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18,2015年小普查显示只有1.05。但是国家统计局、计生委、主流人口学家以"超生漏报"为由将这三年的生育率"修正"为1.8、1.63、1.60。我在《2018年人口负增长》已经分析指出,2000年人口普查的生育率误差不大。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生育率分别只有0.97、0.94,很多人也以为是出生漏报导致如此低的生育率。宜昌市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深度回顾性调查。他们用常规方法测算,宜昌2000年、2010年、2014年的生育率只有0.84、0.80、0.79,比普查数据还低;他们用年龄递进生育模型(反映进度效应)测算,2000年、2010年、2014年的生育率只有0.99、0.93、0.91,与普查基本一致。
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合法生一个孩子,一孩次生育率不存在"漏报",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与生育环境、养育成本、生育意愿相关。比如中国台湾的1980-2017年一孩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直线强相关。2011年日本各县的一孩次生育率也与总和生育率直线强相关。可以根据一孩次生育率推算总和生育率。
图1 中国台湾1980-2017年、日本各县2011年一孩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中国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显示,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1.01、0.87、0.73、0.56,直线下降,拟合优度高达-0.978,也符合人口变化规律。根据一孩次生育率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1.1,那么在独生子女政策、单独二孩政策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出生1592万、2015年出生1655万是不符合人口变化规律的,是不可信的。
图2中国全国和东北历年的一孩次生育率

中国的年度0.1%抽样调查的质量非常差。由于有单身、不孕、丁克等人群的存在,正常情况下,一孩次生育率是低于1.0的,随着生育意愿的下降、养育成本的提高、生育环境的恶化,一孩次生育率不断下降。但是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在1996-1999年、2001年、2003年、2004年、2008年竟然高于1.0,其他一些年份(包括2016年、2017年)也是大幅虚高。因此只能采纳人口普查和小普查的一孩次生育率。
中国大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社会经济模式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多项调查显示理想子女数只有1.7个-1.8个。即便依照国家卫计委的《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理想子女数也只有1.96个,也是全球最低;其中25-29岁、20-24岁、15-19岁妇女分别只打算生1.80个、1.68个、1.65个孩子。而实际生育率远低于理想子女数,比如日本1992年-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实际生育率只有1.37个;中国台湾的理想子女数还在2.0个以上,但是近年实际生育率只有1.1;韩国的20-49岁女性上班族的平均理想子女数还为2名,但是2018年的实际生育率只有0.95。
从城镇化率、婚育年龄、独生女比例、离婚率、结婚率等都可以判断现在中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在快速下降。中国的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50%提高到2015年的56%、2018年的59%(育龄人口的城镇化率远高于总人群)。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006年的23.6岁、24.3岁增加到2010年的24.0岁、24.6岁,增幅不算大;但是此后快速增加到2016年的26.3岁、26.9岁。
中国超过2/3的孩子是20-30岁妇女生的,即便全面二孩出生高峰的2017年也仍然有65.7%的孩子是20-30岁妇女生的。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快速下降到1995年的1.46、2000年的1.22,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的20-30岁妇女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在快速增加,她们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生育意愿很低。
随着结婚率的降低、离婚率的提高,生育率会不断下降。日本、中国台湾、韩国都是随着离结比(离婚数与结婚数的比率)的提高,一孩次生育率直线下降。
图3 离结比与一孩次生育率

中国三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的小普查也显示,1989年、2000年、2010年、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与离结比直线相关。尤其是2013年之后,中国的结婚率开始下降(历史性的转折),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17年的7.7‰,而同期离婚率则从2.6‰增加到3.2‰,离结比从2010年的21.5%提高到2015年的31.1%、2017年的41.8%。
六、2018年中国人口确实开始负增长
2015年"小普查"的抽样比为1.55%,共抽样了15-49岁育龄妇女5667870人,该年生了175309个孩子,总和生育率1.05。与2010年普查的10-44岁妇女比较,2015年15-49岁妇女每个年龄的抽样比都在1.55%附近,偏差不大;出生人口175309人也理应除以同样的抽样比1.55%,那么2015年总出生1131万人。但是国家统计局却公布2015年出生了1655万人,多出了46%。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出生了1523万人,只是2015年的92%。将2015年的育龄妇女平移(用年龄别存活率扣除死亡),那么推算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2。
还可以用一孩次生育率的变化规律推测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东北、沪江浙、京津冀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8%,一孩次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东北的生育率环境最为恶劣,婚育年龄最晚,结婚率最低,离婚率最高,生育意愿最低,一孩次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五年左右,比如东北2000年、201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794、0.586,相当于全国2005年、2014年的水平。京津冀、沪江浙2010年一孩次生育率下降超前全国2年,2010年都相当于全国2012年的水平。2015年全国、东北、京津冀、沪江浙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只有0.56、0.41、0.50、0.50,那么可以大致估算2016-2020年全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53、0.50、0.47、0.44、0.41。
从2010年到2015年,全国、东北、沪江浙、京津冀的一孩次生育率年均分别下降0.034、0.036、0.035、0.038。而2015年之后生育环境在加速恶化,离结比和婚育年龄在快速提高,城市化率也在提高,并且经济增长率在持续下降(经济下滑导致养育能力下降和生育率的下降,在发达国家是普遍规律),那么一孩次生育率会继续下降。如果2015-2020年全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如2010-2015年那样年均下降0.034,那么2016-2020年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52、0.49、0.45、0.42、0.39。
也就是说,2018年的实际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45、0.47,再夸张假设为0.50(不太可能)。
一孩、二孩、三+孩占总出生的比例,2016年分别为54.9%、40.0%、5.1%,2017年分别占41.4%、51.8%、6.8%。2017年是全面二孩出生高峰年,二孩占比高。而2018年的二孩占比下降,那么一孩占比应该介入2016年和2017年之间,假设为44%、47%。
如果2018年的一孩占比为44%,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45、0.47、0.50的话,那么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2、1.07、1.14。如果2018年的一孩占比为47%,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45、0.47、0.50的话,那么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6、1.00、1.06。
可见,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只有1.05左右(低于1.1是大概率),与我在《2018年人口负增长》中的判断一致。
如果2018年如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那样出生1523万人,意味着总和生育率为1.50,如果一孩占比为44%、47%,那么一孩次生育率应为0.66、0.71,相当于2012、2011年的水平。而中国在2011年以来,城镇化率、养育成本、育龄妇女中独生子女比例都在提高,生育意愿在下降,婚育年龄在大幅延迟,离结比在迅猛增加,2018年的一孩次生育率怎么可能回升到2011年、2012年的水平?
2015年中国台湾、韩国的一孩次生育率分别为0.60、0.63,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24。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95,那么一孩次生育率应该低于0.49。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比这两个地区更低,2018年的一孩生育率怎么可能如此大幅高于这两个地区?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出生1523万是不可信的。
国家统计局在虚报出生的同时,却少报死亡人数,公布2008年、2018年分别死亡935万人、993万人。中国官方公布的预期寿命与联合国《展望2017》一致,死亡模式应该类似。死亡人口中,75%以上是65+岁老人,依照官方的年龄结构,2018年65+老人比2008年增加了5600多万,死亡人数却只增加了58万,这是非常滑稽的。《展望2017》认为中国2018年65+老人比2008年增加了4965万,每年死亡人数从2008年的889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67万人,增加了177万。而中国官方的年龄结构比《展望2017》要老,公布2018年65+岁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而《展望2017》认为2018年中国65+岁人口只有 15839万人,只占总人口的11.2%。中国官方数据的老人比《展望2017》多,死亡人数也应该更多,怎么反而少74万?如果采纳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年龄结构和预期寿命,只有统计白痴才会得出2018年只死亡993万人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陷入了一个悖论,如果认可官方公布的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那么2018年应该死亡1100多万;如果认可2018年只死亡了993万,那么所对应的人口总数就只有12.9亿左右。
本文与《2018年人口负增长》对中国人口的判断一致:2018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5左右,用官方的年龄结构(2018年总人口为139538万)和联合国《展望2015》的中国死亡模式,那么2018年出生1031万人,死亡1158万人,负增长127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1.05,那么2050年、2100年总人口分别降至11.36亿、4.63亿,占世界人口比例降至12.5%、5.2%,65+岁老人比例增至31.8%、48.6%。1个65+岁老人对应的20-64岁劳动力的数,将从2018年的5.7个降至2030年的3.6个、2050年的1.8个,将爆发严重的社保、医保危机。20-30岁育龄妇女从2012年的1.25亿的峰值减少到了2018年的1.09亿,还将继续减少到2030年0.73亿、2050年的0.42亿。
如果采纳我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中缩水的年龄结构、滞后台湾17年的死亡模式,2018年生育率为1.05,那么出生941万人,死亡971万,负增长30万人。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1.05,如果今后的生育率稳定在1.05,那么2050年、2100年总人口分别降至10.55亿、3.94亿,占世界人口比例分别降至11.7%、4.5%,65+岁老人比例分别增至35.4%、48.0%。1个65+岁老人对应的20-64岁劳动力的数,将从2018年的5.9个下降到2030年的3.3个、2050年的1.5个。20-30岁育龄妇女从2011年的1.16亿的峰值减少到了2018年的0.99亿,还将继续减少到2030年0.66亿、2050年的0.39亿。
可见,2018年确实是历史性拐点,中国人口从此开始负增长,人口结构也快速老化(2019年的年龄结构类似于日本1992年),经济活力也将不断减弱,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发生历史性改变。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奠定了2012年以来经济下行和今后长期衰退的人口学基础。
日本的生育环境比中国好,生育意愿远高于中国,绞尽脑汁鼓励生育才将总和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升到2015年的1.45,但是2018年又降至1.42,今后提升生育率的难度很大。中国台湾、韩国鼓励生育十多年,近年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1左右徘徊;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只有1.05,2018年更是降至0.95。
而中国大陆的一孩次生育率和理想子女数都低于中国台湾和韩国,意味着等全面二孩的补偿性出生结束后,总和生育率将继续沿着东北的老路下滑。而2015年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1/4。即便中国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很难将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5,而育龄妇女却在快速减少。
一个在历史上长期占全球1/3左右人口的大民族,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由于主流人口学家的短视和无能(学术腐败比经济腐败的危害更大),一步步沦落为极度老弱的小民族!必须在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范式革命"才可能提升生育率,任务艰巨,难度极大。
七、人口统计腐败的危害远超经济腐败
人口是国家的根本,人口数据是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的基础。商鞅认为如果不知道准确的人口数据,"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因此规定对人口数据造假者处以"腰斩",与"降敌同罚"。
元朝从某种角度是亡于统计腐败,中央政府拿不到准确的人口和耕地数据,本应成为国家税源、兵源、役源的人口和耕地,成了权贵的私产。中央财政困难,连赈灾和修黄河的钱都拿不出来,河工们纷纷加入红巾军,元朝"英年而逝"。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为了避免"蹈胡元之弊",派出军队赴各地统计人口和耕地;对统计造假者,罪在官者处斩,罪在民者充军。但到明朝中期,人口和耕地"无一实数"(到明中后期还是照抄洪武年间的数据),"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少地方"民间口之籍者,十漏六七"。财政入不敷出,政权"将圮而未圮"。张居正重新丈量耕地,发现过去的隐田率高达40%,将国祚又延续了几十年。
清朝雍正年间取消人头税,才获得了准确的人口数,人口从1734年的9000多万(16-60岁男丁2735万)增至1741年的14341万人,说明1734年人口隐报率极高。
现在没有人头税,隐瞒人口无利可图(超生例外,但占总人口比例很低),而虚报人口不但个人获利,各级政府也获利甚丰。
苏联解体表面上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之所以改革是因为社会经济出了问题,后者又是因为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负增长,无法支撑已铺得很大的内政、外交。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维什涅夫斯基教授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俄的总和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有关人士用复杂的"游戏"遮盖住了该问题。如果学者根据真实的人口数据进行预警,政府进行战略收缩,是可以避免解体的。普京总统上台上,将人口视为"国家危机",2002年进行全面儿童普查和全国人口普查,摸清了人口家底,为制定新人口政策提供了翔实的依据,俄的总和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回升到2015年的1.78,避免了人口崩溃。但是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又降至1.62,2018年可能只有1.53,可见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又遇到了瓶颈。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1990年后生育率就低于更替水平,当时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利益集团(国家计生委、统计局、主流人口学家)一次次篡改生育率、出生人数、总人口数,延误了人口政策调整,损失了上亿人口,导致人口结构持续恶化。
由于中国的人口数据被高估了1亿,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国防、外交等各项决策全部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我根据真实的人口数据,多年前就对中国经济下行提出了预警(比如2008年就预测了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预测中国今后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一些企业用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无法解释市场的变化,后面问我要人口数据才发现与市场吻合。一些经济学者由于相信了官方人口数据,对目前的经济困境感到茫然无解,不知所措;另外一些学者依据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很快超过美国,今后将是美国的3倍。
中国官方和联合国虚夸中国人口数据,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集团来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他们利用虚高的人口数据,预测中国将崛起为"雄狮",于是将中国树立为"假想敌",这样他们可以从政府获得更多的经费以防范中国崛起。他们显然影响了政府决策(对他们国家来说也是代价巨大),使得中国近年在外交和外贸上处于被动。
中国的自大和国际社会的猜忌都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上的,对彼此都有害无益。还原中国人口数据,有助于增强国际互信和世界和平。